183 183：任重道远的未来皇帝 (第1/2页)

萧琰退回自己座位,见李毓祯放下茶碗，和申王有话说的样子，又起身退坐到风炉边，看着炉火守茶。
　　
　　李毓祯盘膝坐着,和申王说话很随意的样子，道：“前两日,我去了黄河巡视水利，从洛河口北上,一直到壶口瀑布,昨晚日暮才回京，还没来及入宫。——夫子才从吐蕃回来，收获如何？”
　　
　　萧琰一听微讶，然后明白了,圣人为何没安排她在正月十八书院开学时入学,原来那时申王还没有从吐蕃回来。
　　
　　但萧琰并不知道，申王去吐蕃之前就与天院右祭酒霍王打了一架,为了争做她的讲武夫子,所以她也不知道她在很早以前就被天策书院“盯上了”,此时她只在想：申王留在吐蕃，应该是和三清宫和梵音寺的宗师一起追剿吐蕃余众吧？
　　
　　吐蕃那地方雪山莽莽，草原茫茫，隐藏人是很容易的。南边的藏布江大峡谷也是山高谷深,据说最深处有一两千丈,地势险峻,布满了茂密的森林，加上大峡谷云遮雾罩，又连绵千里，即使有十几万人马隐藏在里面都很难发现。大唐军队在雪山和峡谷森林这种地形里，很难出动大部队搜索，只能派出一支支小分队，但这样很容易被吐蕃余众分个伏击，或遭遇野兽毒虫队伍出不来，说不定剿上十几年也搜捕不尽，还会让兵员一点点折损在雪山峻岭和深谷丛林中。
　　
　　如果没有宗师，这个“剿灭吐蕃余孽”很可能是付出人力物力时间的漫长消耗，但有了宗师就不一样。尤其先天宗师，神识集束放出，可达七八百里，如果有集聚的人马，肯定逃不过先天宗师的神识；除非对方有先天宗师或布阵师扰乱神识搜索。加之唐军中还有易道师，测定一个追踪方位，不是很难。有了易师定位范围，再出动宗师定点搜索，耗费的人力和时间都要少得多。
　　
　　大唐让周边诸国戒惧的，就在于不仅军队强大，武道强大，而且还有这让人头痛的神秘莫测的易道。大食人和欧罗顿人也有占星术，据说是同出一源的分支，但大唐的易学家们研究后说：“只观天而不知地，徒有阳而无阴，小道尔。”说拿来作大唐天文学的借鉴可以，但要入道，就不可能了。总的来说，西洲占星术尤其天文方面的观测还是有些用的，但和易学相比，就恰似一个为“术”、一个为“道”的差距了。但吐蕃人不懂艰深的易学，也不懂大食人和欧罗顿人视为高深智慧的占星术，想在大唐军队武道加易道的搜索下逃脱，那真要运气，以及能让他们长期掩藏气息的地方。
　　
　　申王没有立即回答李毓祯的话，反而问她视河的事，“今年春汛有溃洪危险？唔，你是打算这一年时间，将大河大江都走一遍？”
　　
　　大河大江是大唐士人对黄河长江的习惯称呼，这本就是它们的原名，但从北魏起，从霍兰山东部的大河上游到中游的洛阳，因为泥沙的常年沉积，河水已经是半浑浊的黄色了，民间开始有“黄河”之称。而大河水患自古就有，但到大唐穆宗朝后期，才开始频繁起来，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次洪灾，到如今长治朝，每过五、六年就可能有一次黄汛，河道官员每年都要巡查堤岸，不敢疏忽。
　　
　　萧琰在炉边听着，虽然她对政务没兴趣，但对这种涉及民生的事，她还是关心的。
　　
　　李毓祯回道：“是有这个打算。以后，就没这么方便了。”
　　
　　圣人一旦晏驾，太子登基为帝，立她为太子，以太子不堪政务的身体，立即就会下诏她监国，再到地方巡查就没这么便利了。
　　
　　她没有说洪汛，说起了人口，淡凉声音道：“长治三十年，户部人口大普查，大唐全域计人口三亿四千万余。这还没计隐户和深山老林里未编户的人口。
　　
　　“大唐之前，人口最盛是西汉，王莽篡位前是六千万。之后战争破坏，统一王朝均立国短，再无西汉时人口。大唐统一南北时，人口也才四千多万，到如今，已经增长约九倍了。人口繁衍之快，盛过历朝。这是想当然之事：国内太平，赋税不重，民间富庶，人口增加便快；加上医学昌明，产科发展，难道、夭折的婴儿越来越少，死于时疫的也越来越少。这是好事，却也不完全是好事。”
　　
　　她看了眼竹窗外葱郁的竹海，绿色望不到边际，声音如竹林般幽凉，“人口太多，垦田太多，破坏林木太多，破坏水土地势太多，水灾比前朝频繁，也不奇怪。”
　　
　　的确不奇怪，萧琰读《高宗实录》就有两道诏令与此有关，萧琮给她讲过前因后果。
　　
　　那是高宗三十年，司天监、天策书院、翰林苑易苑会合请道门、佛门的易道大家共聚长安，切磋易道，道门的易道大家提出了“人口繁衍过盛不利水土”之论，引起了易学家们的纷纷发言，也引起了当时与会的高宗皇帝的重视，之后便下令翰林苑易学士会同天策书院地院的易学家共立研究此课题。
　　
　　易学家们对历朝历代人口和灾害的史料对比研究后，得出结论：伐林为田、变草地为田，对地表的破坏，将使泥土流失，造成人为洪涝。还有人口.活动对水土地势和风水的破坏，这就是易道之理了。
　　
　　易学家们的研究很严谨，对史料的考证达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这也使研究的结论十分可信。单以关中为例，先秦时代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统一六国后，关中涌入大量人口，垦地面积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宫殿陵寝，大量砍伐树木，造成黄土地泥土开始流入大河中；至西汉时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区变成农耕区；再至大唐，国力强大为历朝之盛，都城规模也是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而言，除了在邻近州县的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采办，秦岭和终南山的风水都破坏不少，道门和佛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才在易道交流会上联合发难“垦田伐林有妨水土”之议。
　　
　　这个研究结论出来后，对大唐的国策影响颇为深远，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宗先后颁下《河域植树诏》《山林限伐诏》，下令木材商人采伐树木必须取得伐木许可令，并对大宗伐木开征伐木税，偷伐林木者重处，甚至死刑。
　　
　　而这个限伐诏令，又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造成了砖石建筑材料的增加，促进了民间制砖业和采石业的大发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煤炭的提纯技术和纯净技术的发展，促进炼铁炼钢的纯度、韧性都有大提高，从而又促进了铁器和武备的进一步革新，而铁器的革新又促进了农耕的发展，转过来又造成了人口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垦田进一步增加……萧琰呆着眼：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循环。
　　
　　治国真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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