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 198：一祸，一祸，又一祸 (第1/2页)

此时沈清猗正在广州。
　　
　　朝廷的谕旨抵达扬州后,沈纶当即将扬州治疫的后续事务交付给扬州刺史，又将江东道的公务暂付给驻扎在外的两位布政副使，便带着太医署医师和道门道师，以及部分扬州本地大夫南下泉州。
　　
　　不到两日又在路上接到了朝廷驿传的第二道急令,说广州也爆发了剧烈霍乱瘟疫，令沈纶分两路救援。
　　
　　沈纶便亲自率一路人员继续往泉州；另一路由太医丞胡汝邻为负责人,率领一半医师和道师转道前往广州。
　　
　　其中道门的道师一部分由至和至桓率领往泉州；另一部分则由道潇子率领往广州，沈清猗便在去广州的队伍中。
　　
　　广州是沿海十多个市舶司城市之首,虽然昭宗时期泉州市舶司成为后起之秀,势头逼人，但广州仍然占据龙头位置，州城的繁华和人户之众还超过了扬州，仅官府设置的两个外国人居住坊,就有超过三十万户外商,每日进出海港的唐商外商不计其数，而瘟疫就是从南洋的商船带来然后在广州城爆发并传染开去。
　　
　　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时广州四城已经封锁。但因为个中一些原因,城门封锁前已经有一部分百姓逃了出去。虽然岭南东道布政使会同本道防御使立即下令各州刺史和折冲府封锁干道捉拿逃逸者,但岭南山多林密,小道秘径极多，逃离的百姓很难全部堵住，这就埋下了瘟疫向外扩散的隐患。
　　
　　但布政使衙门和广州刺史府已经顾不得外面的隐患了，因为广州城内的疫情已经让他们焦头烂额了：
　　
　　全城有三分之二的坊区都出现了疫情,短短几日内疫民已经三四万人,而且每日都在增加中,包括官府的官吏和广州折冲府的府兵都隔离了一半。看守隔离区的人手严重不足，不得不从潮、惠、连等州的折冲府调兵入城。但府兵们宁愿上战场也不愿意去疫地，即使防御使下达了调兵令，折冲府也以设立防疫关卡守御本州为由，只派遣了二三十员府兵过来，还是挑拣的那些平日不服从命令的桀骜家伙或偷奸耍滑的人物，自然心怀怨言。广州城在兵力单薄的情况下，依靠弓.弩射杀了一百多人才震住暴动的人群，但在血腥镇压下面却是汹涌的暗潮，无论是关押隔离的百姓，还是负责看守的府兵衙役，心里都怀着恐惧或怨愤，绝望的死气已经在蔓延，当绝望到极点时，就有可能如山洪冲堤般摧毁一切。
　　
　　岭南东道布政使崔延陵累得发病不能理事，两位布政副使一人染疫暴卒，一人必须驻守城外，不能让三位行政长贰官都困在疫城里，于是广州疫情的重任全压在了广州刺史虞廷芳的身上。
　　
　　崔延陵尚未发病的时候，身为甲姓博陵崔氏的家主，还能震得住场面。但乙姓出身的虞廷芳在威慑力方面就不及崔延陵了，尤其城中有不少的甲姓戚属，暗地里搅风搅雨，给虞廷芳施加压力，威逼放“无疫士人”出城。
　　
　　但虞廷芳怎敢放人？谁知道疫病的潜伏期有多久，这些目前没事的权贵是不是真的没有携疫？更关键的是，放出一人就等于开了口子，怎么压伏得了城中人心？本就暴躁欲起的暗潮很可能就会如山洪般“轰”的倾泻。
　　
　　虞廷芳宁可顶住压力，得罪城中所有权贵，也不敢放开这个口子。但他能横下心当铁门杠，却抵不住手下人的蠢蠢欲动，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有人串通城门官夜里偷摸出去，那时引发的后果不堪设想。
　　
　　虞廷芳在这内外压力下，短短几日内头发就白了一半，瘦了十多斤下去，恨不得也如崔延陵般累得躺下去。但他再累也得撑着，一躺下去，广州就完了，人群冲出去岭南东道也就完了，甚至祸害到邻近道……这后果会稽虞氏担不起！
　　
　　虞廷芳已做了最坏的打算，用吊篮给驻守城外的布政副使宋继登去了密信：出去一人，射杀一人，勿论出身。
　　
　　当沈清猗一行抵达广州城外时，便见营帐一座连一座，整个岭南东道三分之二的府兵都调集在这里，还有临时征调的折冲府后备役僮人保甲，分四营持弩来回巡弋，封锁了广州城。而城下已经染了血，暗红的血渍让城外官兵也如城头上的官兵一样，沉抑得如同压了块石头。
　　
　　宋继登在城外也和虞廷芳一般，饱受压力：前面的人还只是派出来试水的，身份不贵重，杀了也就杀了；但若虞廷芳压不住，城内权贵联合起来暴动，打开城门冲出来，他真能横下心全部射杀吗？
　　
　　——无论杀或放，他的仕途都是毁灭。
　　
　　宋继登搁枕边的密匣中已经锁了一摞纸条，都是城中权贵递出来的：陇西李、兰陵萧、清河崔、河东裴、京兆韦、京兆杜、陈郡谢、琅琊王……除了博陵崔氏因为崔延陵的缘故没有递条外，二十二家甲姓，包括皇族宗室在内，就如同二十二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头顶上。
　　
　　他急切盼望朝廷接到奏报后立刻派有分量的大臣过来：责任和压力，都有人分担。
　　
　　所以当扬州一行人带着誊抄的诏旨和沈纶的签令过来时，简直就是天降甘霖，救人水火，城外城内的宋继登和虞廷芳都忍不住飚泪了，心里直道：天不弃我也！
　　
　　虽然“东南防治疫制置副使”沈纶没有亲赴广州，来者最高官职只是太医丞，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瘟疫有治了！
　　
　　——什么重要的大臣也不及这个。
　　
　　这个好消息立即被刺史府敲锣打鼓的告知城内四方，被绝望和死气笼罩的广州城如同拂入春风，重新滋生出了生机，人们濒临崩溃的心理堤防又重新筑起了大坝，暴动的危机暂时消解了。
　　
　　但好景不长，没几日，广州地震了……
　　
　　正是祸不单行！
　　
　　……
　　
　　其实在地震前，就有征兆。
　　
　　坊间一些百姓和大户家的仆役会发现猫狗之类的动物到处乱跑，圈栏里的猪和马厩里的马都烦躁不安，水池里的鱼会不断的跳出水面，翻白肚；
　　
　　管仓库的发现老鼠特别多，大白天都窜来窜去；
　　
　　城外民户还发现大白天蝙蝠乱飞；
　　
　　山里的僮人发现夜里一只只猫头鹰挂在树上，眼睛都大瞪着，像灯笼似的，吓死个人……
　　
　　但这些异象都散落在角角落落里，并没有引起关注和重视，至多看见的人嘀咕一句“奇了怪了”，而广州城内正因为瘟疫人心惶惶，活在恐惧不安中，谁还有多的心思去想这些异象呢？
　　
　　最先引起警觉的是广州北城三元宫的住持知安，不仅精通道经，而且易学造诣颇深。
　　
　　大唐推崇易学，从高宗皇帝起就不再禁止民间学天文观天象，只是严禁严惩以占卜星象作预言惑乱人心、散播谣言，高宗皇帝还专门设立了帝国易学院，世宗广兴文教后各道大学和各地书院都有开设易科，而道观里学易的道士尤其多，各地的道院都有教易学，三元观住持知安就是广州易学界最有声望的人物，身兼道院和岭东大学的易学教授。
　　
　　知安很为近期出现的猫狗马鱼鸟这些动物的异常不安。易家讲“究天人之际”，诸如风势、云气、雷声、电光、虹挂、雾象等等，都是天地玄奥的揭示，诸如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的异状等等，则很可能是天地发出的有灾异的征兆。知安很想与其他易道学者联系商讨，但广州城已经因为瘟疫下了禁行令，更糟糕的是他熟悉的几位易学家都染疫隔离了，包括光孝寺的住持法性在内，这真是不幸的状况。因无量观不在城内，知安只得与城内道院的易道师商议，然后决定提醒虞刺史。
　　
　　虞廷芳正为瘟疫的蔓延焦头烂额，五内俱焚，道观这封信无疑火上加油，不过他对知安住持说的“或为地动之兆”半信半疑——知安自己也说了：根据过往经验，地动出现前的异象并不是唯一的；出现异象的地方也不一定会发生地震。
　　
　　再者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有地震，以如今情势又能如何呢？
　　
　　他只能将道观的信转呈给城外的布政副使宋继登，请这位上官决定是否下令广州附近各县采取防备措施；至于城内……还不知道地动会否在城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若贸贸然通知百姓有地动，那简直就是让人们在恐惧之上再加恐惧，很可能立时就会大乱，虞廷芳怎敢冒这个险？
　　
　　而且，官府的人手和兵员都已捉襟见肘，又哪来人力去布置防备措施呢？
　　
　　虞廷芳连城中的权贵都不敢通知，就怕这些权贵知道此事后，就铤而走险，武力冲城了。
　　
　　至于这些权贵家族的事后清算，他心中冷笑，自己都抱了死在城中的打算了，反正瘟疫是死，地震也是死，通知与否有何区别？朝廷还会看在他因公殉职的份上，表彰他“顾全大局”，就算无功，也不会获罪，会稽虞氏也就保全了。何况还有姻亲裴氏，裴中书为了利益着想，也会在朝中替虞氏说两句话。当然此时虞廷芳还不知道，他的好女婿裴松之已经车马辘辘的往南赶来了。
　　
　　这厢知安收到了虞刺史的回信警告，“不得妄语，搅乱人心”。知安一思量，也明白了虞刺史的顾虑——当前情势，不能在人们心上再压重担了。
　　
　　他叹一声，只能通知各道观，以“夜体天心，餐风饮露，涤荡戾气，守正去秽”为由，令道士们晚上打地铺，都睡在外面的敞阔之地。又友情通知了城内各寺院的住持，隐晦提醒了近日发现有地动之兆。因三元宫是广州城最大的道观，也是最有名望的道观，知安住持更是广州大德高道，易道精深也为诸寺住持所知，是以收到三元宫的提醒信后，各寺院也都和三元宫一样，做地震预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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