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2 212:两位大人物的会晤 (第2/2页)
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说一个字。
但该说的,想说的,都已经说了。
……
帝国宰相和墨家兼爱社的社长在辩学室定期相会的事,对于有消息网的人来说不是秘密。
但这不能成为魏重润的政敌攻击他的话柄,御史也不会上弹章参他结党。大唐律法中有“结党营私”罪,但重点是“营私”,不是“结党”。太宗皇帝说有利益就有朋党,皇帝能消除利益么?不能,那禁个什么?所以呢,只要不被靖安司和御史台揪住你结党“营私”、“图谋不法”,或者结党匪类作奸犯科之辈,朝廷不会干涉臣民交往的自由——当然结交外国重要人物除外,官员必须向靖安司报备。
很多人都想知道魏相公与墨家首领每次见面谈了什么——没有几个人相信这两人真是做学问交流。但事实上,这两位确实在探讨学问,墨平同样是位出色的计然学家,只不过人们说起他时,总是因“墨家首领”而掩去了他其他方面的光辉。
虽然很多人想知道这两位谈了什么,而这交流的内容必然是在两人对答的土纸中,但没有人傻得去打劫这些土纸。且不提拦路打劫是否成功,单是“打劫宰相”、“打劫墨家首领”引发的后果就是个大.麻烦。更何况,重要内容的土纸必定是在如厕时毁去了。
总之帝国宰相和墨家社长的相会一直平静,风波不起。
这日墨平依然很平静的回了家,路上没有任何风波。
他的家就在西城,距离天一图书楼仅一个坊,是简朴的两进院子,院里栽着十几棵大榆树。这种树在北方很常见,但难解难伐,能成家具的很少,被木匠称为“榆木疙瘩”,后来成了俗语,说人顽固不开窍。但兼爱社墨者的家里都栽着这种树,似乎是一种共同特色。
院中最老的一棵大榆树已经有上百年了,树荫浓密,即使炎炎夏日在下面也很阴凉。此时树下的凉榻上就坐了一位穿夏布袍子的老人,摇着把白布包边的大蒲扇,看见墨平就吆喝一声,“哎哟你再不回来,我可要坐出老茧了。”
墨平看见他,点了点头表示招呼,“家里有人生病?”
他出门的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
太医令大国手上门,有何贵干?
皇甫安存翻了下白眼,“老朋友就不能来看看你?”说着哈哈一声,“当然是,有事的。”
在墨平面前别耍花枪。
……
两人在树下喝茶。
墨者的家里都没有仆役,墨平家里只有一个做浆洗并帮厨的钟点工,定时才过来,煎茶待客的事一向是墨平的妻子做,煎好茶就装在一个提梁大陶壶里,两个陶碗,放在竹榻小几上——墨平的大儿子程兼站在旁边倒茶。
皇甫安存喝着墨家的茶,外面一文钱一碗的粗茶,他喝着也没嫌口的样子,似乎跟自家喝的三十两一饼的上等茶没什么两样——当然是不一样的,只不过这会在他心中,茶水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要说的事。
这位太医令从屁股底下抽了份本子出来。
程兼有种不忍直视的感觉。
墨平粗黑的眉也动了动。
他们墨家推崇简礼没错,但不是推崇粗俗——这真是五百年杏林世家出来的家主?
太医令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动作,用手拍了拍皮纸本子,“太厚了,我儿子抄了老半天,放我袖袋里都嫌沉,挎个书囊吧又嫌累赘……到了你这就赶紧拿出来压着了。呵呵,别嫌弃了,干净得很,快点看。”
墨平接过来,翻开后看见题目,那两道粗黑的眉毛就扬了扬。
他慢慢的看下去。
他读书一向很慢,不是那种读书快的人,一目十行都能浏览,他是一字一字的看;看过之后,再回头一字一字的看;然后再回头,如是三遍,才算看完一本书。
皇甫安存知道他的习惯,也不催他,和程兼说着闲话。
墨平心里默默咀嚼着一些话:
“公利疾预卫生不是朝廷施予百姓的福利,而是国家的财富。”
“由于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亡的帝国百姓估计每年达二百万人,其中能够预防的疾病的病例数约占三分之一,按人均制造财富计算,这是国家巨大的财富损失。”
墨平想起魏重润和他交流的《国富论》书稿中,就有类似的观点,当然魏重润不是从医疗角度来说,而是单纯论人口的平均经济价值。
“大医者,治未病。国家当为大医。”
“十文钱的预防,就可节省一两金的治疗。”
“病从口入,饮用水污染,粪便污染是罪魁祸首。改良水井,修建公厕,至少能减少四成的幼儿因腹泻痢疾时疫而死。”
墨平微微点头,他们墨者县里乡村走得多,知道六七岁以下的孩子死得最多的就是腹泻和痢疾。如果每个县、每个乡村都能建立这样的卫生保健站,有专门培训的医工负责水井清毒,监督粪便处理,能做简单的伤口清毒和急救处理,因为拉肚子和破伤风而死的孩子就不会再有。他们墨者在外行走,每人都要背一个医箱,碰上了就能救一个。但天下县村这么多,他们兼爱社的墨者纵然越来越多,又如何能跟国家的力量相比呢?
他已经明白了……
尚书令今日和他讨论的是公利,国家之富和民生之利。
也是这份《上医疗论事疏》。
皇甫安存见他合上本子,知道他看完了,立即道:“老墨,你知道,宰执们考虑的,可不是公利。当然,更不是民利——他们可没把自己看作民。”
“士农工商,都是民。”墨平语调平而慢的说道。
“呵呵。”皇甫安存摇着蒲扇,好像在摇着头,脸上有着嘲色.
“在世族心中,他们是士,可不是民。”
当年高祖皇帝欲废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立科举取士,遭到世族宰执的反对,说:“陛下是与士治天下,不是与民治天下。”——这个士,就是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重要官职的门阀士族。
士族不认为他们是民,庶族才是民。
士族是皇帝的臣,同时也是与皇帝治天下,统治庶民的卿大夫。
太宗皇帝以魄力开立科举,少部分寒门读书人得以进入仕途,而在士族眼中,这些新进的“寒门下士”已经脱离了民,是他们统治庶民的执行者。
再后来高宗皇帝辟帝国共治,以“衣冠文明”定义诠释士族,并以此重新核定订立《士族谱》,世家的观念也由此更新,他们认为世家是与皇族共同统治帝国,而且也是皇族的权力制衡者,遂世家以开放的态度支持科举,有了这条青云之路,庶民中的精英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吸入到士的阶层,既稳定庶民中的优秀人才,也扩大了统治集团的力量。
但是,这些没有改变一个根本,甚至加强了世家的定位和认知。
世家是统治者,不是民。
墨平还是缓慢又平静的语调,说道:“而今,非以前。”
有世宗皇帝的大力兴学,不止是科举之途进士,其他有才有技的途径,也可以进士。
大唐帝国的士,范围对象已经远远不是以前能定义概括,他们是士族;是官员;是文人;是学子;是大唐军队的军士;是有医生资格以上的医者,药士资格以上的药者;是考取了技士技师资格的匠户;是连年诚信经营的商人;是在农耕上做出贡献的农人。
士农工商,诸民皆有士,诸士皆为民。
皇甫安存大蒲扇点了点,说道:“对,帝国之内都是民,一曰士民,一曰国民。”
他伸出一根手指,“这是士民。”
又伸出另外九根手指,“这是国民。”
帝国三亿四千多万的人口,士民能占多少?最多一根手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国民——也即庶民。
“民利,在宰执们心中,就是庶民之利。与他们何相干?”
“相干。保障大唐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帝国的责任。”
墨平缓慢又平静的说着高宗皇帝《国民诏》的内容,这一条也是《大唐帝国国诰》的内容,是大唐执政不可更改的宪令。
“哎,说的对极了。”皇甫安存摇着大蒲扇。
“大唐帝国保障了三亿多庶民百姓得到温饱,没有饥死、冻死者,这是保障国民生存权,是很大的仁政,帝国在尽力做到护民生存的责任,政事堂的每任宰执也都在为无饥饿无冻死这个目标努力。
“其二,帝国的宰执们也很认真的在推广国民教育。”
国民最大的发展权是什么?
问大唐士人,都会说:教育。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生,这是大唐百姓最宝贵的权利。
如果说世家宰执秉政没有为国民的发展权努力,户部每年支出的教育经费增长额就能甩出来啪啪打脸。
皇甫安存也坦然承认,政事堂不管是哪几个世家的宰执当政,教育上都做得很好。
现在早就不是世家恐惧知识外泄的时代了,那种陈旧的观念已经抛到了历史的河流中,而是转变为了:国民教育出更多的基础人才和技术精英,帝国的技术发展和工业发展才能更加迅猛快速,为帝国和世家的产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所以世家宰执当政都会很积极的推广教育,因为这些在未来都会转变为财富。
但公利医疗?这只会耗钱,转变什么财富?即使得到一个健康的庶民他创造的财富也远不及国家为此投入的财富。
皇甫安存说:“世家的宰执们认为,帝国努力在各个州县设置平价售药的惠民药局,又有平价治病和住院治疗的仁爱医馆,已经是在努力做到国家治病救民的责任,纵观大唐帝国之前,有哪个王朝哪个国家能做到这样?”
至于疾病而死?
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
每年都有病死的人口,但也有新生的人口,帝国人口一直在增长,说明新生的人口比病死的多,这就是健康的,世家宰执不担心军队没有兵源,也不担心国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为产业创造价值。
“所以,那什么公利疾预卫生体制,与世家何干?”
世家的人得了病,肯定是有钱请医的,肯定是有钱吃得起药的;世家住的地方,肯定是环境最干净的;世家喝的水,肯定是没有污染的;世家的五谷轮回之地,肯定是没有脏乱差,不会有粪便污染的危险的……
那些疾病预防和卫生措施,对大唐的庶民百姓当然是健康和生命的保障,但对世家有什么用呢?
世家宰执很诚恳的说:“体制庞大,耗费国家财政甚巨,须得慎重考虑,从长计议啊。”
皇甫安存拿腔捏调的复述了政事堂上午堂议的结果,当然不说他的消息渠道,只摇着大蒲扇翻着白眼笑,“所以说,没有为公利的宰执,也没有为民利的宰执,只有为利的宰执。”
他说的宰执,是指世家的宰执。
“魏相公一人,独木难支;哦,再加一个邵相公,那也是两木,不成林。”皇甫安存又摇着头,斜眼看着这位有着帝国最大的庶民拥众群的墨家社长。
墨平拿过耕锄做过匠工的大手在札本上一拍,说道:“好!利民,利国。”
他说好就是好,不浮夸,也不掩饰隐藏,平平淡淡,真真实实。
说利民又在利国之前。
可见民在他心中更重。
皇甫安存心里落下块石头,哈哈一笑,一巴掌重重拍腿上,“好!——就知道你老墨是真士。”
墨家之士,侠士,为义趋也,墨士,为道趋也,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皇甫安存知道,墨平一旦认同沈至元的上疏,就算千难万险,也会认真去做,就像院中的老榆树一样,榆木疙瘩,顽固,不改变。
……
程兼代父亲送太医令,回头入屋关上门,走到院中大榆树下,对父亲说道:“皇甫伯父的目的,五分为公利,五分为私利。”
他不说应该、大概这样的词,以作谦虚或回转,因为父亲从小教育他们:不矫饰,不伪饰,一即一,二即二,说错了也是小事;矫饰,伪饰,才是大事。
他心中认为,太医令是为了这个大体制有利于以医道传家的安定皇甫氏大展拳脚,建立更大功绩,使家族更上一层楼,所以极力支持,并亲自过来游说父亲,以图墨家支持。而作为一个有医德的医者,太医令对于看不起病的百姓是有慈悲怜悯心的,真心希望朝廷能实施这个疾病预防和卫生体制,帮助这些百姓。所以程兼说:五分为公,六分为私。
墨平说道:“公心未必出善果,私心未必无善利。”
有好心的未必办成好事;心怀私心的,其结果未必不能有利他人。
墨者做事,重心重意,但更重结果。
不论构建这个体制的沈至元用心是否纯善,也不论魏重润、皇甫安存这些支持者用心为何,有几分是自公心民利,但只要结果有利于天下普通民众,那就去做!
他们墨者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被利用得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