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 214：五个聪明人 (第2/2页)

“虽然有这些共办和减省项，但帝国太大，平民人口太多，这个体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先州级，再县级，再乡级；或者反过来，先乡村，再城市，一步步实施，总有全面推行的时候。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将朝廷和地方的财政花在这上面。”
　　
　　李翊浵道：“对于反对这个议案的宰执来说，墨太平的承诺是件糟糕的事，这加大了民众对议案实施的期望，同时也点燃了民众的愤怒。”
　　
　　母亲信中后面的内容引发了萧琰很深的思考。
　　
　　她说：“贫穷是一种病，而且是世上最可怕的疾病，它能摧毁一切，道德、伦理、秩序；受困于病中的人，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最终成为燎原大火。
　　
　　“宝树，我们生下来就是锦衣玉食，体会不到什么是贫穷，书上说的饥寒交迫、贫病交加、无钱买药的绝望，我们能从文字上理解和同情，却终究只是文字，不可能真的感同身受。
　　
　　“要想世族出身的皇帝和宰相真正体味百姓之苦，那是很难的。如果发生天灾，朝廷会认真救济，希望少死些人；但没有这些灾害时，皇帝和宰相不会去想怎么让百姓富裕起来，他们最多考虑的是减少对百姓的压迫，让百姓能吃得起饭，然后都安安分分的，不要去想造反。下面的百姓再弱一点，愚一点，做顺民，这样就更好统治了。——在大唐帝国之前，那些史上的清明政治时代，都是这样的执政思想。
　　
　　“太宗皇帝写的《亡朝史鉴》中，总结王朝覆灭之因：一是帝王残暴无道，如夏商二朝；二是横征暴敛，劳役重，百姓不堪其苦，如秦之亡；三是诸侯分国列强并立，中央无力控制，再遭外族入侵便亡，如西周、西晋；四是吏治败坏，国家颓败日复一日，最终身染重疴，民乱四起，如两汉之亡。太宗皇帝说，王朝要想统治长远，就不能犯上述这四条。所以，太宗、仁宗、明宗在位时，都很重视不能苛捐杂税，不能乱征徭役，重视对边镇武将的约束，重视吏治整饬，重视对世家权力的平衡，做到了这些，国家就太平了。——但这些，都是历代王朝统治的模式。
　　
　　“哪个王朝的初期不是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但到后来呢，至多不过两三百年——夏商那不算，国小民少，就像大唐的一个道、至多两个道，统治个四五百年有何骄傲的？周朝不必提，东周即春秋战国，早不复统一王朝了。若按照这个统治模式，大唐不过两三百年，或三四百年，单是土地兼并，就会走入民变蜂起的局面。而陇西李氏不是被民变掀翻，就是被另外的世家代替，于是进入新的王朝，然后又是同样的轮回。
　　
　　“如果大唐没有出现高宗皇帝，也会在同样的历史长河中走这么一个兴衰的轮回。
　　
　　“高宗改变的是大唐的国风，确切的说，是国家的根本思想改变了。宝树，我们敬称这位先祖为圣高武，并不是因为她开疆拓土的伟绩，也不是诸胡归夏的功绩，而是她改变了治天下的思想，提出苍生不是民之苍生，而是人族之苍生。
　　
　　“高宗皇帝说：大唐因何要建立帝国，而非王朝？因王朝是一家一姓之朝，何其狭隘，天下之大，人族苍生，岂是一家一姓的？帝国是广阔的，它是君主和所有臣民的国，君主有君主的责任，臣有臣的责任，民有民的责任，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而帝国保障各个臣民的利益，这是身为帝国的使命和职责，如此帝国才是国家，众家之国也，才会成为众人共同使力的大船，永远向前航行不倾覆。
　　
　　“高宗说：大唐帝国必须强大，不仅国家强，君主强，还要大臣强，国民强。只有民强，才能迫使上面的大臣强。民和臣都强了，最上面的君主不强都不行。高宗说，不要寄望于君主的自我修养和贤明，不是叫一声‘圣人’就是圣人了，只有压力才能逼迫人强大，坐在这个御座上，是至高权力，也是至高责任，至艰重担。如果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就不够资格做大唐帝国的君主。高宗说：当年太宗皇帝可以选择朕的母亲做君主，而放弃他这一支的血脉，为了大唐帝国由真正的强者来继承，朕同样可以；朕的子孙也必须可以。
　　
　　“高宗不是说空话——她从来不说空话，说了都要做——为了让后代继任的皇帝们都有压力，不得不成为强者，高宗将《大唐帝国国诰》中的‘强民，育民，富民’三项国策，刻碑立于太庙，又制定《帝宪》，将这三项国策放入《帝宪》中，给大唐的君主制定了更高的标准和更远大的使命，她说帝王的使命就是苍生，苍生之苍苍，盛也。这一部就是大唐帝王的宪典，后世帝王子孙中如果能超越她的功绩，可以推翻它，或重订它，但在推翻或重订前，必须遵照执行，否则就是违帝宪，宗正寺元老和天策上将组成的监宪会可以依宪行废立君主事。”
　　
　　阿娘信中写的这些萧琰在史书中都读过，但《高宗实录》里没有记得这么详细。
　　
　　她记得从承和院上了文课回到清宁院，兴致勃勃的对母亲说起读这段史的感想，母亲当时的表情是怎样的呢？
　　
　　萧琰记得，母亲当时是微微笑了，一向平静、清漠的眼睛，如有星辉洒入，泛着柔和的光辉，“哦——”母亲当时悠长的哦了一声，悠远的声音道：
　　
　　“她是这样说的：一个真正强大的帝国，必定是有忠诚又强大的子民，一个真正强大而有智慧的君主，必定是有强大而有智慧的臣民。惧怕臣民太强的君主，心里必然怯弱。期望治下都是愚笨的顺民，觉得更容易统治、更能够长治久安的君主，是不只怯弱还愚蠢的君主。夏朝怎么亡的？被一小群虎狼领着一大群的奴隶推翻。秦朝亡于什么？一群强征的平民戍卒首先造反。东汉亡于什么？一群裹了黄布巾的农民造反。这些是不是愚民？能有多少智慧？我可不希望我后代的子孙，是想统治一群弱民的懦者，或者是想统治一群愚民的蠢货，真是丢我的脸，以后我有在天之灵肯定降一道雷劈死他们。为了不劈死他们，我决定制一个《帝宪》，既是利刀悬于上，也是星辰耀前路，子孙们也是苍生，当祖宗的不能厚此薄彼，这是给他们保命。”
　　
　　母亲说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是那种很愉快、很欢乐的笑。
　　
　　萧琰也笑得滚倒，觉得母亲对史书的诠释太有趣了。
　　
　　但如今回想，却觉得这可能真的是高宗皇帝对母亲说的话，不是史书记的简练有文采，而是平实的、生动的。而母亲的笑不是因为这些话本身，更可能是想起了高宗当时说话的神情，是霸气的？眯着眼冷笑的？还是高深算计的？……萧琰想不出，但一定是母亲喜欢的样子。
　　
　　萧琰很少见母亲那样笑，如今仔细回想，那少见的几次，都是她上史课后回来后说高宗皇帝的事迹有关，母亲总是用“哦——她是这样说的”这种语气开头，有一些妙语风趣让萧琰笑得不行，又有一些平实中见深刻的话，让萧琰觉得感动。
　　
　　母亲说“她是这样说的”——“真正的强者治下，统治强民、智慧之民，所以强者越来越强。强者治下，统治弱民愚民，强者也会变弱，而后代会越来越弱。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这是天道。
　　
　　“自然界万物相争，人也如此，帝国也如此，不争则不强，不永远向前，做到强者愈强，要么三百年，最多四百年，大唐就会衰弱到灭亡了，被新生而起的强者取代。
　　
　　“被新的强者取代这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人族将又陷于历史轮回的长河中，不知何时才能清醒。大唐要做千年帝国，是要踏出一条新的河流，滔滔前行，将人族引向苍苍之盛，那么她的每一任君主，都必须真正的强大。”
　　
　　史书里不会出现“真正”这个词，但萧琰在母亲的话中，却经常听到“真正”一词。萧琰现在知道了，高宗皇帝是真的喜欢用这两字，以作强调和区别。真正的强大不是地位身份的强大，不是力量、实力或才能的强大，高宗皇帝指的是心。只有心灵强大的人，才能有大海的广阔，大地的厚实，天一样的无畏。萧琰对此深怀敬意，没有一颗强大的心，人族无法走向苍苍，武道修行也是如此，无法走得更远。
　　
　　阿娘说：“高宗皇帝的思想，历代世家宰执们执政都在遵从，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进入士的阶层，以及越来越多的平民通过做工、种植或经商富裕，世家中的很多人以及后起的富人们渐渐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的穷人更多是无能导致。
　　
　　“所以，世家宰执愿意国家投入更多的钱推广教育，世家本身也愿意资助教育，让更多的平民得到教育的机会，让他们从无能变得有能。越来越多的平民变得有能，自然有知识和技能去富裕，不会缺钱看不起病。
　　
　　“这些宰执和富人认为，帝国应该应该更多的投入对各种传染病的研究治疗，对各种疑难杂症的研治，对各种药材的种植研究，以及对炮制药材提高药效的研究。而对平民，最大的投入应该是知识教育，以及帝国开辟更多的上升平台和致富道路。这就是强民，育民，富民。
　　
　　“不能说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至少这些研究方向都是正确的。但对贫穷的百姓来说，就如同已经得了重病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治病，而不是告诉他们多读书学技能用知识和技能赚钱。这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些困于疾病之苦，以及忧惧得病无钱医治的平民，如今便是阿娘信中所说的“当有一线希望时，会不顾一切的伸手抓住它，谁敢阻挠他们，愤怒的火星会点燃”，反对议案的宰执就真是引起众怒了。
　　
　　这种舆论连世家宰执都不能不畏惧。
　　
　　何况世家中，那些分支远支，也不是每家都富有到不需要公利疾预医疗；再者“公利”这个词已经深入人心，是“我们的利益”——谁要阻止我们享有我们的利益？世家主如果反对这个议案，在本族中必然失去一些人心。
　　
　　萧琰心忖，阿娘下封信要说的第五个聪明人肯定是圣人了。
　　
　　圣人不会反对这项议案，因为强民富民本就是历代皇帝执行的国策，公利疾预卫生也在强民富民之内，相比世家宰执更多从现实和长远利益出发，皇帝更希望帝国所有臣民齐头并进，希望穷人减少，各阶层更加和谐，如果这项利国利民的体制不会动摇帝国财政，将来不会成为一个吞金的大窟窿——李毓祯必定会将完整的上疏呈给圣人——圣人就会想办法去推动它实施。当然，现在已经不用陛下亲自出手了。
　　
　　但萧琰没想到，阿娘信中说的第五个聪明人，居然是她的父亲。